8月26日，新鄭蓮鶴方壺青銅器出土一百周年紀念大會暨兩周考古專業(yè)委員會年會進入尾聲。
會議期間，新鄭于蓮鶴廣場立下李家樓鄭公大墓青銅文物出土百年紀念碑。
此外，數(shù)十名來自全國的專家學者聚首，交流兩周考古學術(shù)研究，多學科合作，探討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與解讀工作。
該活動從8月24日持續(xù)至26日，為的是使當代人們加深對兩周時期社會制度、禮制文化、階層變革、科學技術(shù)和經(jīng)濟生活的認識。
讓這批百年前出土的文物“活”起來
100年前，在新鄭，以蓮鶴方壺為代表文物的“新鄭彝器”面世，出土于新鄭李家樓鄭公大墓。它們是春秋時期用于祭祀的青銅盛酒器，被贊為“青銅時代的絕唱”“時代精神的象征”，成為故宮博物院、河南博物院等收藏的稀世珍品。
在新鄭蓮鶴方壺青銅器出土一百周年紀念大會的現(xiàn)場，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接受大河報·豫視頻記者采訪時表示，舉辦蓮鶴方壺出土100周年紀念大會，目的是使人們回憶起100年前在新鄭出土的100多件青銅器，也就是當時鄭公大墓的這批出土文物。
“在那個動亂的年代，我們當時的文物工作者能夠把這批珍貴文物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，說明這批文物當時得到了河南有關(guān)方面的高度重視。后來這批文物顛沛流離，1937年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之后，它們經(jīng)歷了南遷，一年多的時間，經(jīng)開封，到鄭州，到武漢，最后到了重慶，存放了十多年。在1949年，這批文物分散在了海峽兩岸�！�
馬蕭林說，盡管分存在海峽兩岸，但仍能看到這批文物的科學、歷史、藝術(shù)價值。今天這批文物分布在兩岸、四地、五個館，大部分在河南博物院，在鄭州。
河南博物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對這批文物進行“活化”，挖掘價值，確實做到讓文物真正地活起來。
“最近河南博物院開展了一系列活動�！瘪R蕭林介紹，如聯(lián)合郵政部門做了紀念郵票，同時在河南博物院對重點文物進行特別展示，還利用現(xiàn)代科技手段讓它“活”化，讓觀眾更形象、真切地了解它、認識它。
“蓮鶴”的定名，看似不準確卻最直接形象
在兩周考古委員會年會上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專家陳麗新談到，蓮鶴方壺面世后，輯錄和研究者甚多，它的定名也有一個過程。
出土于新鄭鄭公大墓的這批青銅器中，有方壺4件，兩兩成對。器物全部出土后，1923年靳云鶚等編《新鄭出土古器圖志》，定4件方壺為“大方尊”。其后的相關(guān)著述有沿用此稱謂者，也有更多人將4件方壺和2件圓壺歸為壺類。
1930年，郭沫若先生首次將4件方壺中2件帶蓮瓣狀鏤空紋飾和立鶴的壺蓋之方壺，定名為“蓮鶴方壺”。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中，蓮代表純潔、高尚，鶴代表吉祥、長壽，蓮鶴一起可以表達高潔祥瑞的氣象，乃至和平安康的祈愿。
通觀蓮鶴方壺，最具特色的就是壺蓋上的蓮瓣形飾和那一只展翅欲飛的立鶴。
陳麗新認為，以蓮鶴命名，既形象貼切，又寓意美好，這大概是蓮鶴方壺一經(jīng)問世，即廣受大眾歡迎和喜愛的主要原因。
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今，百年來，偶然出土和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了大量中國古代青銅器，其中，壺類禮器數(shù)最豐富，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期待的那樣——“將來大規(guī)模之田野發(fā)掘盛行時，如蓮鶴方壺類之古物能多得數(shù)例”�；诖耍P(guān)于蓮鶴方壺的研究也不斷深入，學界對其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明朗。
她介紹，百年來，關(guān)于蓮鶴方壺研究，學界均認同其從造型到紋飾，受到傳統(tǒng)周文化、源于正統(tǒng)的晉文化以及新興楚文化等多種文化的影響。壺蓋所謂的蓮瓣紋正是從西周青銅器上鳥紋到環(huán)帶紋再到立體環(huán)帶紋(環(huán)帶紋鏤空的形式)演化而來，立鶴是吸收了西周晚期以來晉國青銅器鳥形飾的風格，而壺身的龍形飾、圈足的虎形足更是直接采納了楚文化青銅器的因素。
因此可以說，蓮鶴方壺是在繼承和綜合了多種舊制文化特征基礎(chǔ)上，達到了創(chuàng)新，從而形成新制，對后來青銅器乃至其他質(zhì)地器物的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較大的影響。
蓮鶴的定名，從青銅器研究角度看似不太準確，然其最直接形象地概括了方壺最大的特點，故而深入人心且已約定俗成。
“同時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說，這樣的造型固然可能主要是青銅器器形紋飾的發(fā)展演變、生產(chǎn)工藝的傳承和自覺性而形成的，但其與現(xiàn)實世界事物的高度吻合，就是彼時的人們將之比附為蓮鶴，有著與今天人們一樣的美好愿望，也未為不可�！�
